已经怀孕的朱莉.弗莱彻表示，塔拉尼斯成功地为他们申请进行胚胎植前遗传诊断治疗的消息是“令人高兴的”。她说：“我们一直在伦敦等待接受治疗。乔舒亚表面虽然看上去不错，但他身上的血液病仍时刻折磨着他。他只能靠输血和注射营养物维持生命。如果不进行干细胞移植，他还是活不了几年。”

　　婴儿可以这样设计

　　说到“设计婴儿”就不能不提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PGD)这项医学技术。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进入医学应用领域已有15年的历史，大约1000名婴儿通过这种技术降生到这个世界。这项技术是由英国哈默史密斯医院温斯顿爵士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于1989年开发的，可以帮助具有基因疾病的夫妇拥有健康的孩子。所谓的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就是医生通过体外受精的方法，制造出多个胚胎，然后通过基因筛选，从中挑选出合适的胚胎植入母亲的子宫孕育“宝宝”。最新一项研究显示，通过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技术出生的婴儿没有遭受任何持续的伤害，但有人对PGD技术的长期后果忧心忡忡。

　　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在这项技术是否应该用于其他用途(比如决定婴儿是否能为患病的兄弟姐妹捐献血液干细胞)上存在分歧。直到今年夏天，英国人工授精及胚胎管理局才允许进行基因筛选。但该机构同时要求，基因筛选只能用于救助自己孩子的夫妇，降低了技术被滥用的风险性。

　　通过PGD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检测出胚胎是否带有遗传疾病，而且还可以检测出胚胎的性别，看上去，这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进步，但是，对于遗传基因工程来讲，这还仅仅是最基础的工作。几十年后，父母不仅可以选择宝宝的健康与性别，甚至连外貌以及性格特征都可以随心选择。到那个时候，“设计”宝宝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了。医生可以按照你的要求，帮助你“设计”一个金发碧眼、高鼻梁的宝宝。你再也不用为孩子的身高大伤脑筋了，因为你有了选择权，你想让你的孩子身高是1.7米、1.8米，还是1.9米，随你挑。

　　生命难以承受之重

　　“设计婴儿”虽然不是“婴儿”，但它仍然面临巨大的道德挑战。

　　但一些人士认为，“设计婴儿”的一生都将笼罩在自己的出生不过是为了满足别人的利益这个阴影之中。英国著名医生威温斯顿勋爵却对“设计婴儿”的未来感到担忧，他认为，即使仅仅是为了救治哥哥或姐姐的病症，“设计婴儿”从一出生起就肩负着这样重任，将给他或她的一生带来重大影响。此外，如果干细胞移植不成功，“设计婴儿”是否还要捐献骨髓？如果将来哥哥或姐姐患肾衰竭，“设计婴儿”是否还要捐肾？为了挽救一个孩子就选择“创造”另外一个具有特定基因构成的婴儿，这样做对吗？如果承认这种做法正确，那么，今后父母是否也可以选择婴儿的身高和性格呢？是否可以生育“设计婴儿”为自己提供移植器官呢？

　　　修正法律迫在眉睫

　　《设计婴儿》一书的作者罗杰认为，孩子同我们一样，是独立的有尊严的主体个体，他们不应该成为设计的对象，我们也没有资格成为设计者，因为设计标准我们无权去定夺；孩子的独特性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这种独特性首先就体现在它出生时候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精子和卵子怎么样结合，又以哪一种方式结合，那一瞬间产生的基因重组纯粹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本来就是这个即将诞生的个体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是它最基本的一种自由。人生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才获得意义，如果一切都是确定的，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是被决定了的，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基因技术进步确实存在遭到滥用的危险，而因为担心滥用就全盘否定似乎也不合逻辑，可是，不管你是反对还是赞成，“设计婴儿”已经向我们走来。在跨入“设计婴儿”这个前人从未涉足的“雷区”时，我们迫切需要通过修正法律、审视传统伦理来寻找一个可行可信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