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加拿大马尼托巴省首府温尼伯，在一幢绿树环绕的五层楼房内，似乎是与外界截然不同的两种秋季，楼外的空气流动到这里便凝固了一般。其中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布满管线以及各种冷色调的电子设备，房间的一侧悬挂着巨幅等离子屏幕，封闭其中的氖氙气体在电压作用下产生出紫外光，不停刺激着三色荧光粉组合出各种怪异的，令一般人难以琢磨的生物细胞图像，显然是某些低等生物细胞的三维模型。陌生感加重了这里的诡异气氛，但周围的人却貌似并不为此而紧张。一时间，作为一个外来者，我不免怀疑这里是不是SCHAH，那个零距离接触世界上最危险病原体的地方。

　　SCHAH，加拿大人与生物健康科学研究中心，是为了对世界上最危险的病原体进行研究而建的全世界15个实验室之一。其他14间顶尖实验室，有4间位于美国，在英国、俄罗斯和德国各建有两间，此外，在法国、瑞士、印度和澳大利亚也分别建有一间。这些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级别都属于4级，也就是BSL4——最高等级，因为在这些实验室中研究的病原体，均具有致命危险。正因为如此，这里严格限制外部人员的进出，而内部工作人员，在操作时也必须换上一种严密的防护服，貌似在太空工作一样。

　　被塞进这样一种带有人工呼吸装置的防护服，与世界上最恐怖的病原体只有纤毫之隔，是一种什么样的独特感觉？在例行的安全检查之后，我进入了SCHAH，世界上最先进，成果最突出的BSL4生化实验室之一。楼外，是温尼伯的秋日艳阳，楼内，我的面前站着实验室安全专员兰吉特·凯罗，一位头上有包头巾的印度锡克教徒，此行他是我的“行李”。

　　虽然自踏入大楼的一刻起程序未免繁琐，但我也不好抱怨什么：由于这里保存的尽是些难于对付的致命病原体，为防止扩散，实验室出于对安全的考虑，迄今为止还从未准许过任何媒体进入最危险的核心区域进行过采访。在我进入29000平米的“热区”之前，SCHAH还一直反对我们的到来。

　　“选择封闭”，斯蒂芬·瓦格纳教授站在我的身边，不紧不慢地对我解释，“与其说是担心秘密的泄露，不如说为了避免周边的过度关注。我们倒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 瓦格纳，46岁，德国人，曾在弗莱堡进行过微生物稳定性课题的研究。4年前，他加入SCHAH的三人领导小组，直到现在。

　　简单的寒暄之后，我忍不住提出问题。

　　“SCHAH在什么地方与众不同？”

　　“我们拥有两间BSL4实验室。其中一间研究对人类存在风险的病原体，另一间负责研究对动物有威胁的微生物。这一特点是其它任何一家实验室都不具备的，这也就令我们有条件进行一些不同于别人的研究项目。除此之外，我想你也看到了，这里的安保技术是最先进的。虽然从建成到今天已经过去7年的时间，但无论从任何角度评判，它仍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

　　“您认为，是否能完全排除恐怖分子从实验室窃取致命微生物的可能性？”

　　“不能完全排除。但是要知道，这正是我们的目标所在，因此我们的安保措施是非常严格的。其实，我认为对于BSL4实验室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内部。”

　　“您为什么这样认为？”

　　“外人很难得到这些危险物质。但是，有些内部工作人员可能会承受种种压力，家庭的或经济上的，都可能导致他们做出一些违禁的事。”

　　“你们有多少工作人员？”，我问。

　　“400个”，教授答道，“但是其中只有26个在高危实验室工作。他们必须事先通过一项特殊的安全测试。比方说，我就不能进入BSL4实验室。我在BSL3实验室研究天花病毒。”

　　在通过又一轮安全检查之后，教授继续为我详细解释，如何将微生物依照不同的风险级别进行分类。听得我是心惊肉跳！哦，天！致命病原体！想想他们就在穿过几个过道的不远处，我似乎感觉整栋楼都是个活的生物体，组成它的都是些伸展着长长触须的恶棍！不过，得了，要来就来吧，试穿一下全封闭防护服的冲动还是占了上风。看看教授，我总比他更壮点儿。这样想着，心里油然而生小小的安全感，于是我提出再去看看他们的控制中心。

　　从会议室出来，沿着一条近百米长的坡道一直向前走，眼前就看到一个被叫做“N”的区域，那是整个建筑群的“热区”。它的右边内侧是数不清的等离子显示屏，正忙活着播放各种画面。

　　“我们崭新的紧急情况运转中心”，教授说道。看到眼前这样一种俨然火箭发射中心一般的格局，很容易相像，专家们是如何在这里监控全球的恐怖袭击事态。利用控制台的一个操作杆，我从容地调阅出一幅巨型的世界地图，随便点击任何一个区域，该地区的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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