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项目的最后一次会议，于上月在柏林召开，会议肯定了这次研究的成果。人们可以从该项目在马普学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的网页上，免费获得一些相关的研究资料()。网站还给出当时那些跨越了道德的界线的个人的名单，例如，植物遗传学家汉斯·施图贝。他曾经与纳粹党卫军合作在侵略苏联的行动中获得了有价值的俄罗斯植物收藏。

　　这项研究更多地揭露了一个道德上的巨大的灰色区域。例如，德国斯图加特市的威廉皇帝协会金属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曾自愿地提出了许多项目来改进当时现有武器的杀伤力。研究还证实了对于诺贝尔奖得主，1960至1972年间担任马普学会主席的生物学家阿道夫·博特纳特(adolf butenandt)的指控。奥斯威辛的血样是在博特纳特位于柏林的生物化学研究所进行处理的，所以看起来，博特纳特应当早已知情。

　　这项研究把历史学家们从辨认个人行为并为他们定罪带到思考一个更大的问题——科学团体与政体是如何互相影响的。这能让人们更好地理解那段历史，并且从中学习。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于那些生活在法西斯旗帜下那些人来说，法西斯主义似乎是不朽的。1942年之前，几乎没有德国人设想到：当权的政府会被推翻，或者被一个民主政体所取代，他们认为是忠诚、爱国、或者工作的行为将来会被成为一种罪过。

　　这次行动对于德国的科学家来说是积极的、具有解放意义的。“那些视线仅仅停留在过去的人对于未来将十分盲目，”梅尔克尔在该项目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说，“那些仅仅关注今天的人也是一样。”(艾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