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段文杰发表《新发现玄奘取经图探讨》，重点对甘肃现存的六组西夏时期的《玄奘取经图》进行了探讨，并介绍说类似故事在唐代已在民间流传。五代后周时期，扬州寿宁寺藏经院内还保存着一壁画《玄奘取经图》，当时人们叹为“绝笔”。这幅壁画最晚是后周作品，惜寺院已毁，壁画无存。

　　《西游记》基本人物框架在元代形成，印度神猴经过藏传佛教再创造变成孙悟空。

　　胡研究员在研究中发现，虽然以上说法都有证据学基础，但是玄奘取经的故事自唐到宋，流行了几百年，变化增添的人物故事相当缓慢，而其故事的丰富性却在元代出现了“井喷式”爆发。他认为，按段文杰等文物专家经常以晚明吴承恩之创作为据，而没有考虑到元代已经出现了《西游记》杂剧和“诗话”的事实。胡研究员指出，从《永乐大典》残本中析出的文献中，已经有数段后世小说《西游记》的故事，尤其是一篇朝鲜汉文文献《朴通事谚解》中“车迟国斗法”中孙行者的故事非常重要。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赵景深认为，《朴通事谚解》一书“约刊于元代”。韩国翰林大学金敏镐教授也提出此书成于元朝至正七年(1347年)。此外，去年山西稷山县还发现元代的“玄奘取经图”壁画。这些都证明后世《西游记》的基本故事人物框架很可能是在元代形成的。

　　胡研究员认为，虽然孙悟空形象的雏形和印度史诗及民间故事中的神猴形象有些关联，但唐宋时期思想文化背景没能使其发生“质的飞跃”，《西游记》故事中惊世骇俗的内容所以会在元代呈现“井喷式”爆发，应当从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喇嘛教的输入，以及佛道两家论辩的背景中寻求解释。换句话说，虽然孙猴子和印度神猴脱不了干系，但它是曾经经过藏传佛教的“二次输入”，才以生动的形象活跃在读者中间的。

　　据记者查证，关于段文杰先生认定孙悟空是甘肃人的报道实属以讹传讹。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钟雯早在2002年4月27日即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关于孙悟空形象来自石磐陀的说法是张锦池先生提出的。

　　-供图/胡小伟

　　胡小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81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硕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古典小说及中国文化史研究，已在海内外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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