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锐：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科学，也就谈不上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陈独秀是伟大的。

2002年1月25日，李锐同志在北京大学知识分子研讨会上作过一次讲话：“谈陈独秀、马寅初、王若水”。

来参加这个会,使我想起同北大有关系的三个人;一是陈独秀;二是马寅初;三是王若水,他今年一月五日在美国因癌症去世了.

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发刊词“敬告青年”的宗旨一共有六条：一、自主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条从民主、科学、实事求是，直到我们现在提倡的改革开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本性要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等，无不包含在内。从陈独秀早年的活动来讲，最重要的还是提倡自由、民主和科学精神，反对自古以来的封建专制主义。这也是当年鲁迅谈的冲破“铁屋子”，反对做奴隶、做奴才。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春秋战国时期，多头分治，尚无统一集权的高压力量。士人（知识分子）处此时机，能自由讨论、儒道法墨，百家争鸣。人生、社会、思想、政治等等，观点、见解可以各不相同，互相独立、地位平等。自秦统一天下，统一体制，也统一了思想：儒法合流（阳儒阴法）归于一家，即霸道、王道合一的人治，由皇帝（圣旨）说了算，从各代帝王直到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脉相传。全国执政以后，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尤其迷信战争经验，迷信意识形态；晚年悲剧在书记挂帅，个人崇拜，他自己坦然承认：“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实为斯大林）。

缺乏自由民主，这是我国历史传统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没有自然科学与科学思维的传统。如实验科学就必须有形式逻辑、定量分析、还原论等思维方式为前提，关于自然，古代只有一部《尔雅》。我们的类书（从〈艺文类聚〉到〈古今图书集成〉）与西方的〈百科全书〉截然不同。我们的类书以皇帝为纲，历史、纲常、伦理等占绝大篇幅，最后才有一点器物、方术之类，且无植物动物矿物的概括，五谷与玛瑙、玉器并列，蝗虫与旱、贼同属“灾异”。西方则自然与人生分开，〈百科全书〉以天文、数理、植物动物、生理等为序，而后法律、政府、国家、伦理等。总之，中西文化整个结构体系不一样，中国从人生到自然，西方反之。从尔也影响传统思维方式，我们的眼光总是向上，而不向下，仰圣贤领袖，轻凡夫俗子。改革开放已二十多年，经济与政治仍未能同步，还是喜欢政治挂帅，人治高于法治，权势冒充权威，长官意志代替科学论证，把注意当作宗教。中西意识的差异，还可以举这这样这样一个例子：西方的个人崇拜（Personal Cult）同“邪教”是一个同义词。

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士人习惯依附权门，揣摩皇帝脾胃做文章，有的变成“奴才学”大师，代优传人。北宋以后，称夷为父，变为奴才的奴才，如秦檜（状元）、贾似道、洪承畴等。当然也不乏人格独立的学者，如叶水心、顾亭林、王船山等。我国自古无民主传统，甚至不存在对自由的向往。无视自由妄谈民主，实缘木求鱼。个人自由乃民主社会的前提。西方经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二、三百年的努力实践，人权、自由、民主这些问题早就不在议事日程了。

恩格斯讲过，任何人都要受三种限制：一是时代，二是自己的知识与经验，三是思维能力。我认为还应当加一项，既个人品德。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做独立的人，即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这样才能不墨守成规，有所创造。可以说，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科学，也就谈不上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

回到陈独秀，他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当年就着意要将属于西方的好东西，已经经过历史考验的自由、民主和科学传统，引进到中国来。上面的六条，可以说是他的宣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是第一届到第五届的总书记。大革命失败的错误，过去完全归咎于他；但不论右还是左，主要还是共产国际领导的错误，陈的责任是次要的。现在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出有专刊专书，过去的错误评价基本得到平反。陈独秀一生是伟大的、光荣的，晚年还写文章批评斯大林的专制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专制制度创造了斯大林。他还认为希特勒的纳粹主义，就等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加普鲁士民族性。

五四运动时，人们认为旧知识分子满脑袋圣贤语录，哪里还有自己，就怕“坏了心术”培养十足奴性，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恭顺奴才，朱自清曾说“旧知识分子---士大夫是靠皇帝（或军阀）生存。所以新知识分子是比较自由的，他们是‘五四’之后才有的。”可是，历史发展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延安是革命圣地，当年整风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我们过去是完全肯定的。运动高潮时还发生过“抢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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