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几天内，法国这个以浪漫而闻名全世界的国度突然被一种无名的怒火点燃了，头脑发热的二代移民们拖着自制的汽油弹，以每天焚烧900多辆汽车的速度为改变城市的交通状况“作出贡献”。在法国，大批的非洲移民和穆斯林走向街头，抗议“贵人多忘事”的当地居民及政府官员对这些边缘人群的歧视和忽略。这是一次阴谋叛乱，还是政府怀存偏见的国家政策所导致的正当抗争？已经在法国内部两个族群之间引发了武装冲突之外的口水战。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怀有排外心理的当地人看来，外来移民是一种伤寒玛丽似的“文化带菌者”，这些阴谋家的定居只能给平静的小镇和村庄带来精神鼠疫。而仇恨也具有反作用力，当移民被说成是阴谋家、毒品和偷窃的惯犯时，这些也许心地并不坏的人们开始以一种近乎赌气的方式打家劫舍，并且学究气地认为：你们这些阴谋家，终于让我们走上了这条命定的路途。

    也许正是这种双重阴谋制造了扑朔迷离的历史，从不同立场制造着各种各样的叙述文本。本雅明认为：“在人们的四周随时会碰上间谍，而在梦中他却支配着这些暗探们。”阴谋像盐一样是历史和人际关系的调味品。

《埋藏》。当一些疾病不分好坏地席卷了整个世界，人们开始怀疑，是否有人在故意制造事端，试图将人类推向危险的境地 daybed 供图

让“带菌者”遭受一次医学清算

    对于鼠疫这样高致病性的传染性疾病，中世纪欧洲的普遍做法是：封闭城市及郊区的主要通道，严禁城内人离开隔离区；将城市分成若干个区域，不能各个击破，也要防止交叉感染；一切到处乱窜的动物一律予以捕杀。

    在疫区生活的是一些家畜式的可怜人，就算他们没有感染，也没有发病，他们也不得不呆在笼子一样的房子里，只能从窗口探视外面的动静。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被怀疑是鼠疫的携带者，每天，里长会带着人前来点卯，喊每个人的名字，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一旦发现谁有个头疼脑热，立马进行进一步的隔离。

    他们监视居民的行动，对这些危险人群充满了怀疑。而居民们更是人心惶惶，他们害怕医生们只不过在装装样子，根本就回天乏术；那些官员们更是势力眼，他们不是来救他们的，而是将他们更深地推入火坑。
    米歇尔·福柯发现：“这种封闭的、被割裂的空间，处处受到监视。在这一空间中，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权力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每个人都被不断地探找、检查和分类，划入活人、病人或死人的范畴。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规训机制的一种微缩模式。”

    官员们努力将事态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即使他们对致命的病源知之甚少），从而建立了等级森严的上下级负责制度，这个像毛细血管一样精细的政治体系瓦解着瘟疫族群中的对立情绪。他们将其中发病的人员重新单独孤立起来，将公众对政府的猜疑转嫁到对于那些发病者的仇恨上去。就像路易·波拿巴将密谋颠覆政府的革命党人从资产阶级的眼皮底下揪出来一样，那些混杂在健康人群中的“带菌者”将遭受一次医学清算。

将亚洲捆绑在医学的耻辱柱上

    在11月14日的《今日美国报》上，朱莉·施米特写道：“据信，正是野鸟将致命的H5N1型禽流感病毒从亚洲带到了东欧。”施米特认为，亚洲作为禽流感的策源地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亚洲还在广泛采用原始的家禽散养方式，很容易给携带病毒的野鸟以可乘之机。而美国的家禽养殖业由于在封闭式的鸡舍、鸭舍里饲养，产业化程度较高，所以遭到禽流感袭击的几率要比亚洲小得多。

    但问题在于，光在纽约，就有大约80个活禽交易市场。每年交易2000万只禽类，几年前，低致病性的禽流感频频暴发，说明封闭式饲养并不能完全隔绝病毒传入的可能性。而且一旦有病鸡病鸭混杂在健康禽类之中，它们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后果显然要远远超过亚洲散养户所应承担的风险。

    施米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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