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趋势与问题　

    绿色环境运动性质上属于后现代的社会运动。其生命力在于其社会基础――新中间阶层的后现代价值取向，在于新一代青年对现代工业社会官僚体制的不满、拒绝和抵制。随着新的信息产业革命和全球化的演进，西方社会还会持续地发生社会分化，其社会结构仍在嬗变的过程中，这将使绿色环境运动的社会基础进一步扩大。作为20世纪后30年新产生的社会运动，作为90年代以来势头已压倒传统工人运动的群众运动，绿色生态环境运动将成为21世纪西方社会动员面最广泛的运动，因此具有广阔的前景。尽管西方主流新闻媒体经常斥责这类无政府主义的抗议运动愚不可及、杂乱无章、有勇无谋、群龙无首、目标模糊，但这恰恰是绿色运动的一个特点。绿色运动的群众性、广泛性、动员面和潜能始终是一种反制度主义的对抗力量。绿色运动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即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则显示出有可能把体制外的反对派、一种停留在“造反”层面的群众运动，转化为有组织的反制主义、一种作为替代性制度选择的、未来社会的基础成分。社会主义有可能将前景广阔却目标不清的绿色运动引向未来，纳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方案之中。　

    问题在于，绿色运动自身的潜在矛盾也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和激化。在外部，全球化促使绿色环境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秩序化现实之间的冲突加剧。绿色价值批判理念与制度化的社会经济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它无法认同现代工业社会和资本积累的逻辑，而全球化必然使自由市场逻辑横行全球，加剧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在内部，其价值理想与其政党政治化的现实倾向产生日益尖锐的矛盾。绿色生态环境运动是向上延伸，继续走90年代政党政治的路子，从反制度主义逐步向制度化现实妥协；还是向下发展，回归70、80年代大规模群众运动、街头抗议的传统，担当现行制度不可忽略的民间抗衡力量？这将是绿色环境运动不得不面对的两难选择。向上发展，融入现行政治体制，有违其无政府主义本质和后现代特点；向下发展，脱离制度化政治的框架，会使其社会批判缺乏挑战资本主义的组织力量，并停留在文化抗议层面，不可能涉及与真正的生存保障问题有关的经济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劳动市场政策，更无法形成对经济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　

    对于绿党和绿色运动的无政府主义本质和内在矛盾，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拉封丹曾有一个经典的分析。他指出，新运动是一个饱和社会中的典型现象。“新”社会运动的政治规则有根本上反制度的成分，而且带有对制度化政治的解决问题能力持深深怀疑态度的特点。但是从历史上看，这种反制度立场根本不是崭新的，与欧洲工人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具有同样的思维和认知方式。新运动的政治理论基础深植于无政府主义土壤之中。与社会主义相比，它更接近强调分散社会的观念，并且更彻底地拒绝资本主义。但是在与市场社会的妥协方面，它也更类似于无政府主义。英国左派安德森在2000年《新左派评论》改版第一期也指出，在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强大冲击面前，也出现了有希望的民主化的挑战力量。他把发达国家的女权主义和生态运动取得的胜利看作民主制度的力量的一部分，认为新运动是后30年发达社会中人类进步最重要的成分。但是他同时指出，新运动事实上也表明了它可以与资本积累的常规秩序和谐共处的特征。　

    因此，当前我们有必要注意当代无政府主义的复兴及现实意义，研究以绿色环境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与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关系，而且尤其有必要从根本上对绿色环境运动这类后现代主义性质的文化批判进行彻底的检讨。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准确地判断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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